利玛窦跟后来许多的传教士一样，在华传教时，面对着一些难题：如何用中文词汇解释基督教的真理？ 哪一些中国古代的习俗可以被基督教所接受？ 如果要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一定要减少它的异域特性——但说时容易做时难。 经过许多学习和思考，利玛窦认为中国人有关敬拜孔子的礼仪和对家庭的观念，有其社会意义，华人基督徒可继续遵行。 他相信中国基督徒最终可以自己定出持守或废弃的指标。
继利玛窦之后，有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他在1622年抵达北京。 汤若望通晓天文学，能准确地预言日食、月食的时间，在皇宫的钦天监和历学馆中得到一份差事。 那时基督徒的人数增加得很快，其中包括了皇帝的一位妃嫔和她的儿子。 在大明帝国灭亡之后，汤若望幸保性命，而且得到满清皇朝的任用。
在十七世纪中，除耶稣会外，还有天主教方济各会（Franciscans）及道明会（Dominicans）的传教士在华工作，也均有一些成绩。 1674年罗马教廷设立了第一位中国主教。
然而关于如何称呼神及哪些中国礼俗可被教会接纳等争论性的问题，却仍然存在，甚至后来使教廷和中国教会的关系恶化，产生摩擦。 踏入十八世纪，对基督徒的逼迫增加了，教友大为减少，教堂也受到毁坏。 到了十八世纪末，天主教在中国的基业几乎完全崩溃，只有少数勇敢的传教士仍在暗地里坚持和奋斗。
戴德生的父亲应该常常提到第一位到华传教的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在1807年9月乘一艘美国商船抵达广州。 他初时差不多被迫在躲藏中过活，但到了1809年，他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In－dia Company）聘任为「通事」（翻译），给他薪金，也给他安全和保护。 他成为一位中国语文及哲学的专家，他说中国人的智慧是「神赐予任何族类中一件最大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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