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马礼逊在1834年逝世时（戴德生当时只有两岁），在中国传道的机会并不比他来时好得了多少。 直至那时，只有三名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工作。 负责印刷的麦都思教士（Walter Meshurst）在1817年来华，以中国装束在内地旅行，并分发福音小册;卫三畏（Wells Williams）在1833年抵华，他就是后来著述《中华帝国》（TheMiddle Kingdom）一书的历史学家;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医生伯驾（Peter Parker），他在广州开设了一家眼科医院，使一般中国人稍减对传教士的歧视。
在戴德生的青年时期，已久闻一位传教士的大名、他就是荷兰传道会差派到中国传教的郭实猎（Gutzlaff），后来成为英国殖民地香港政府的翻译。 郭实猎的书籍鼓舞了英国许许多多年轻基督徒的心灵，他在中国沿岸的种种传奇事迹，对于商人、海员及政客皆耳熟能详，令人津津乐道。 郭实措有一个想法，就是训练中国基督徒到全国的十八个省份传教。 他成立了以中国基督徒为主的联会，协助推行分发圣经和教导圣经的工作。
可惜郭实猎被他属下的华人信徒欺骗了，他机构里的人几乎全是骗子及吸食鸦片烟的瘾君子，他们所写的旅行布道日记都是虚报的，所呈递的受洗信徒名单也多是捏造的。 当郭实措获悉这一切，他极之灰心失望;他虽然竭力重组一切，但新工作还未开始，他就郁郁而终了。
中国人的仇外情绪是十分普遍的，除了广州外，外国人均不准到任何地方。 纵使英国的基督徒为中国传教工作已经祈祷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最后令中国的大门打开的，却是西方列强加予中国政治和经济压力。 中英鸦片战争之所以在1839年爆发，一方面是由于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坚持要向中国售卖印度鸦片，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对贸易关系的限制，以及对外人的不平待遇和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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