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后，戴德生立刻前往领事馆查看邮件，但只有一封信，是家中五个月之前寄出的，还有一份《海外杂志》。 至于中国传道会则什么消息都没有。 没有钱，没有邮汇，没有指示，什么也没有。 或许他们要等到他到达上海之后，才寄下指示和和经费吧！ 果真如此，差会真是不懂为人设想，或者是太笨了！
那天下午，他到「敦费士号」取回行李，在码头上找来一批苦力帮忙搬运，成群结队，行李在挑夫肩头的竹杠上摇摇摆摆地在闹市的街上走，由戴德生领着路，好不威风。
戴德生也参观了伦敦会的医院，听麦都思教士用上海话对病人讲道。 麦都思热烈地欢迎他，说：「你可以选择学习上海话或者官话（国语）。 上海话只用在本地，官话虽然在某些地方口音稍异，但全国通用。 我劝你还是学官话好，我可以给你找个教师。」
戴德生回答说：「我想你的话很对，就劳烦你给我找个教师吧！」
接下来，戴德生要做很多事：找自己的房子，与中国传道会取得联络，并向它支取费用，学习语言以及生活上的习惯，免得总是倚靠伦敦会和圣公会的朋友。
「没有接到你的信，我十分失望，」他写信给皮尔士先生，说：「但我盼望下次邮件到时，会收到差会的消息。 上海现时十分不安宁，乱党和官军打个不停……很难租到屋子，连房间也不容易。 空屋都给城中逃出来的商人住满了……城中的传教士也离开了，我现时暂在租界的友人家中栖身。 如果不是雒魏林医生的好意，我可能会一筹莫展。 目前我真不知应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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