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上海还有不少欧洲人，他们发展工业和贸易，生活奢华。 在戴德生眼中，部分传教士也有「世俗化」的倾向，他们常和租界的官员和炮舰的长官往来，并且权充翻译。 这种社交应酬的风气，令到这个在保守和严谨的循道会环境中长大的戴德生，时常感到惊讶。
虽然戴德生受过不少教育，人也聪明，但他并没有大学文凭，而且还没有拿到医学学位。 他希望从事医疗服务的工作，但他并非正式的医生。 他能讲道和牧会，但他没有受按立为牧师。 虽然许多人硬要称他为「牧师」，他却一直拒绝接受这头衔。 从中国传道会那里，他每年的薪金只不过八十元，非常微薄。 圣公会的单身教士每年薪俸是七百元，而且差会还替他们付房屋租金、医药费用，另外还有语言教师及书籍津贴。 在这些同工之中，戴德生显得颇有点寒酸。
当他整理行李时，发觉墨水瓶在旅途中打破了，把书籍和纸张都 弄脏，而且海水也把鞋子和一些衣服弄坏了。 「敦费士号」在回航中，于澎湖群岛（Pescadores）附近触礁而沉没，船员则幸而获救。
三月初，戴德生的中文教师抵达上海。 他是北方人，每天教导戴 德生官话，而戴德生则每天为他祷告，希望圣灵带领他归向耶稣。
四天后，师生两人已经可以用最基本的中文对话。 戴德生用中文 与街上的士兵或店铺的商人谈话，他发觉自己已能勉强用中文跟人沟 通。 当时负责围攻上海县城的清军将领是吉尔杭阿（Koerhanger）。 他下令封锁城池，但城北接连租界，城内的人皆从租界的外国人那里得到军械和粮食的供应，所以封锁是无济于事的。 而且有些外国商人更为城内叛党提供经济及各种援助，期望太平军能取清朝而代之。 传教士则在城内分发白米和肉类，救济贫苦大众。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