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和巴格尔一家住在以前包约翰牧师的房子里。 晚上两人常常剪烛夜谈，直到深夜，商量中国传道会在华事工的发展。 两人终于把计划拟好，并寄给伦敦差会。 他们的讨划很庞大，包括：一座医院、一间学校、中国传道会在华总部的办公大楼、三四所乡村学堂并附设诊所、两名中国传道人，帮助戴德生巡回布道等。 计划书呈上后，循例是慢慢地等，然后英国总会多方辩论，再把结果邮寄到中国。
戴德生焦急地等着英国总会的音讯，也等待史伊莉小姐的回音。 他从母亲那里得知她对他颇有好感，并且有共同的心志，所以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史伊莉，另一封给她的父亲，征询可否让史伊莉前来中国与他一同侍奉。 他恳求她的父亲允准，因为中国的妇女需要福音，戴德生自己也需要一个妻子。
1855年1月，中国传道会的代表在伦敦会见了英国的外相卡灵顿爵士（Lord Clarendon）。 他们说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虽保护英国商人，但并没有给予传教士同等的权利。 然而1844年法国和中国签订的条约，则明言中国政府对传教士和教民有保护之责;纵然英国政府通过最后的「最惠国条款」，取得其他中国给予别国的特权和利益，但在中英两国互相签订之条约中，有关教士及教民的权益并未明载。 中国传道会要求英国政府与中国修约时，需将传教士和中国信徒所有权利清楚列入条文之中，其他差会也对外交部提出同样的要求。
卡灵顿爵士答应从详考虑。 他果然言出如山。 在1858年的天津条约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他特别提出外国人可自由进入中国内地以及容许基督教传播的要求，同时教士和教民皆得到官府的保护。
可是，在1855年之际，一般中国政府官员仍是依据南京条约，禁止或拘捕那些离开五口，进入内地的外国人。 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洋商私运商品进入内地，也有传教士到内地传教。 戴德生和巴格尔及其余教士作过多次尝试，发觉地方官吏和居民虽不表欢迎，但通常都相当容忍。 不过有一件事仍然拦阻人们接受福音，那就是中国人常把英国人和鸦片贩子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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