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知道如果他不放弃租用的地方，一定会为他的中国友人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他只有依着领事的话去做，但是他觉得阿礼国的处事并不公平，因为法国的传教士已经在岛上建有一所天主教堂。 依照南京条约及后来所附加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他也应该享有法国人一样的待遇。
六个星期后，他不得已只得离开崇明岛，邻居都依依不舍，并说：「请再来，再来呀！ 愈早回来愈好，我们真舍不得这样一位好医生和天上的信息！」
戴德生回忆道：
「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们。 我一直希望在那里建立良好的工作。 种子都已撒出了，书籍也已送到人们的手里。 现在只有求主做工，愿他看顾他们！」
不如意事常发生。 戴德生从崇明岛回来，就接到史伊莉的信。 她说她担心自己不是真的爱他。 戴德生回了一封长信，尝试去证明她的忧虑是多余的。 他内心交战，与自己分辩说：「如果她不爱我，她就不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爱我了。」
后来，戴德生又收到托顿咸的老朋友史蒂丝女士的信。 她听到戴德生被上海英国领事逐出崇明岛的消息，很为戴德生抱不平。 她认为他应该学像使徒一样，不怕威胁，拼命坚持。 但史蒂丝很支持戴德生的做法，她说：「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在这个城中有人逼迫你们，就逃到另一城去。 所以你做得很对。」 布鲁街教会的这位老臣子也给戴德生带来一些令他极为安慰和鼓励的话：「亲爱的弟兄，神叫你在托顿咸教会做一个特别的位置，使我们不会忘记为你祷告。 我们在代诗中最常提起你……在主里与我们共享荣耀的弟兄……在他有极丰富的应许，可以胜过一切！」 句句都是戴德生需要的说话！
在伦敦方面，中国传道会也代戴德生向政府提出交涉。 在《海外布道杂志》中有一篇文章，力责英国领事「违反法律，因为戴德生住在崇明，并不属于英国领事所管;如果戴氏自己愿意冒险，领事实在无权干涉……根据条约每个英国人应该有权像法国天主教士一样。 此事非同小可，英国政府应该有个明确的交代。」
虽然中国传道会的办事效率差，又不可靠，但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董事会的座上有卡繁侯爵（Earlof Cavan）和两位国会议员，还有一位男爵及一位日后成为立本（Ripen）主教的，他们的名字都为外相卡灵顿爵士（Lord Clarendon）所素识。 所以对中国传道会的抗议，外交部不能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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