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有一天，戴德生的老朋友兼厨子来对他说：「我们只有最后一袋米了。」

戴德生回答说：「那么主的供应也必然近了。」

说得对。 就在此时，他收到布迦（William　Berger）先生的一封信。 「我承受了父亲的遗产，」信上写着：「但我不会改变我的生活。 信中附上五十镑，请随意使用。 倘有需要，也请来信告知……」

戴德生和玛莉亚把他们的中国助手召集一起，把信译成中文读给他们听。

［哈利路亚！ ］连平日不太表露感情的中国人都同声喊出赞美主的话，然后跑到各个病房，把这好消息告诉所有病人。

到了1860年3月，桥头街的教会已经有二十一名会友。 除了那位棉花商人倪永发外，还有一位姓丘的教师和他的母亲，一位姓冯的织篮工人，一位姓王的农夫和另一位姓王的画师。 戴德生按着卫斯理•约翰的模式，委任两位中国信徒负责查经班，让他们从责任中得着经验。 来医院就诊的人也逐渐增加，戴德生说：「我的工作超过了我的时间与能力所能承担。」

他写信给母亲道：「……我应该告诉您，我最近的健康情况不佳，愈来愈感到力不从心。 所谓『能医不自医』，……我对自己的诊断结果应有几分的保留。 不过，我想……我可能感染了肺病……疟疾又或多或少损及我的肝和脾……或许我可能会被遣回家休养一些时日。」

到了四月，他的病情使他不得不怀疑自己能否活过这个夏季。 另一方面，他写信给父亲说：「回英国一趟，或许能使我的身体康复，又或者可以激励其他人来华，负起我无法继续的工作。 ……」

另外一位医生的意见也是一样：戴德生早该离开中国了。 因此，他们在六月终于决定返回英国。 据戴德生和玛莉亚所知，此去可能永不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