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由于避免重蹈中国传道会的覆辙，戴德生决定国外的传道工作不得由国内的委员会管理，应由在中国工场里工作的人自行负责，将来也应由在中国的传教士继续领导。

第五，内地会的活动必须有系统，并切合实际。 要福音传遍中国，需要有详尽的计划，知道如何在一些重要之地建立据点，目的并非增加内地会的人数，而是尽快使福音传遍整个中华。 谁是收害的人，只是次要的问题而已。

第六，为了对中国人民表示尊重，内地会的传教士均穿着中国服装，在中国式的房子内崇拜——而非像宁波一样的西式教室。

到了1866年，戴德生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 春天时，他在英国西岸巡回访问，分别到过依萨他（Exeter）、托尔庇（Torbay）。 普利茅茨（Plymouth）及干沃尔（Cornwall）的柯灵顿（Callington）。 他在托尔庇收到弟兄会一位虔诚而备受尊敬的牧者翟文（Robert　Chapman）寄来的信，恳求他到班士得堡（Barnstaple）教会讲道。 他依约前往；翟文在六、七年后告诉他：「自从你到了中国，我每天都探望你。」 意思是每天为他祷告。

五月，戴德生又接受普杰上校（Colonel　JohnPuget）的邀请，到巴纳附近的托特烈治（Totteridge）讲道。 像往常一样，他预先声明会中不收捐献。 但普杰上校提出抗议，说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不过他最后还是答应了戴德生。

在那次聚会中，戴德生挂起中国的大地图，告诉会众关于中国的地理。 人口，以及属灵的需要。 普杰上校看到会众深受感动，因此在戴德生讲道后起来发言：「戴德生先生请求我们宣布在聚会中不收捐献，但是我觉得如果不给你们一个机会，为中国的传道工作尽一点力的话，你们必定耿耿于怀。 我现在所作的提议，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我相信也代表了会众中多人的心愿。 我希望戴先生不会反、对我们在会中收捐吧。」

然而，戴德生立刻跳起来，说：「主席先生，我请求你还是遵守先前的诺言。 虽然我听过不少赞成收捐的理由，而你提出的理由尤其叫人无可推搪。 但我不想会众现在因为受到情感的影响而进行收捐，乃是希望每一位会友在回家之后，心里对中国有负担。 并求神指示他们当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