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县官对倪义来和卫养生说：「你们是否明天便搬出这房子？」

倪义来点头答应。 戴德生曾经指示他：遇到麻烦时，千万不可跟官府争论，应呈递当地英国领事处理。

县官临走时，对倪义来夫妇、卫养生、丘先生等人说：「如果你们明天还留在这里，一概斩头。」

黎明之前，丘先生与仆人匆匆离开萧山，先行返回杭州。 他结结巴巴，好不容易才把事情的经过向戴德生说个明白。 然后倪义来抵达，留下卫养生和伊莉莎在码头船中看守行李。

倪义来复述时，气氛有点紧张。 倪氏的语气，好像这件事与别人无关，应由他自行处理。 但他最后还是问：「我应否到宁波去把事情报告领事？」

戴德生说：「当然应该立刻通知领事，但报告书由我来写，因为我是内地会的监督。 不过，在我还未以中国内地会的领袖身份参与这事之前，我得问你几句话：你是否承认我是你的领袖和主管？ 你是否是内地会的一员？ 内地会的其中一个基本原则，是否在不违背良心的情况下，一切由我做主？ 你为什么未跟我商量，便丢掉中国服装？ 为什么不遵守租约上的规定？

「这宗事件对于本会实在有很重大的影响，虽然我此刻应该向你表示同情，但我必须得到你的答复，才报告领事。 谁是这宗事件的受害者——个人或是整个差会？」

「我承认你有权领导本会，。 倪义来回答说：「但我想到很多事情，并在这事件中运用我的判断力。 如果我的中国话讲得流利，我会改穿中国服装。 但此刻我觉得穿着这些衣服很不舒服，而且全无安全感，外国服装却使我得到保护和尊敬。」

萧山事件清楚地显示出：外国服装并无保护作用。

他们去到码头，把伊莉莎及行李带回新巷大宅。 戴德生也不催迫倪义来，只等着他那「舒服感觉」引导他改换装束。

当戴德生感到倪义来已经完全明白过来后，他就写信给宁波的英国领事，把这事件作一个详细的报告。 他在信上说：「为了恢复我们国家的声誉，为了保障天津条约给予我们的权利，我极希望钧座发出公报，使我们的国人及护照受到尊重，令那些提供我们合理服务的本地人也回复信心。」

戴德生在信里提到挽救国家声誉等等。 但在一些通情达理的领事官员与中国官吏斡旋之后，他的经验告诉他，为了传教的好处，还是少用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为佳。 因此，他以后再没有重提挽救国家声誉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