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人（Mrs Rich）常常捐助内地会。 她写信给戴德生，说她听闻内地会传教士很多时候因经济困难而放弃圣工，转去从事世俗的工作。
戴德生立即回信，要求她指出消息的来源。 「这完全是误传，……虽然供应常在需要关头才突然临到，但我不相信有任何传教士的儿女，或任何一位家庭成员，会出现缺乏食物和衣服的情形。」
「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人因欠缺金钱而工作受阻；没有一个人因这原因而健康受损；也没有一个人因这缘故而离开工场，或是因此而愤愤不平……」他承认「有些时候，银根很紧」，但这正好鼓励中国信徒尽力奉献资助传福音的工作，而不会认为宣教只是富裕的社会和国家应该全力负责的。 他又解释有些会员离开或被解雇，是完全与经济无关的。 列夫人接受了戴氏的解释，继续支持内地会。
现在，戴德生认为自己已完全康复，可以回中国去工作。 但谁来负责选新教士？ 谁来负责《中国亿兆》的出版工作？ 又谁来安排和寄发所收的献金呢？ 他以前曾经尝试说服他的妹妹戴贺美和妹夫海恩波（BeniaminBroomhall）参加内地会或其他宣教团体，前往中国工作。 他到高达明（Godalming）探访他们。
「你们可否来培兰路一住，协助我的工作？ 就把它当做试验吧！ 我需要人手帮忙出版和发行《中国亿兆》，并且接待候选的教士。」 他愿意从珍妮在澳洲的叔叔留给她的遗产中，拿钱出来，给他们买一间房子，而且支付他们的薪金。
戴贺美和海恩波终于答应八月搬到培兰路二号。 他们在那里一直住了四十年——那座房子在中国内地会中，颇负盛名。 戴德生和珍妮住在六号，而中间四号的房子，就充作办公室和接待候选教士之用。
自从发出「十八位传教士」的呼吁后，应征信件像潮水般涌至。 六位在传教事工上已素有经验的同工，也自愿请缨。 八月，在司布真牧师的大都会基督会堂（Metropoliran Tabermacle）里，举行了一次聚会，与会者达一千五百人，再次欢送三位传教士到中国内地去。 而另外九位则在1876年2月加入宣教行列。 珍妮写道：「这便组成了十八位传教士。」 她没有把他们的姓名—一列出。 但一计之下，那时候好像已有二十位传教士了，而且更有陆续而来的。 在1876年，至少有六名女教士也被差派赴华。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