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说你要到中国去，是真的吗？」
「是的，我正在准备行装！」
夏里士先生交给她一张十镑的支票——这数目刚好是内地会规定的传教士治装费数额。
四天以后，戴德生的父母写信给珍妮，信里附了五十镑。 她正想拿这张钞票给戴德生看，但因为他在会客，所以把钞票放下，就走开了。
她回来时，戴德生说：「我正在考虑，主要我如何使用这笔钱里！」
「哦！ 这钱是我的。」 珍妮说：「你知道吗？ 这笔钱我有权使用！」
十天后，珍妮带着七名年轻的教士到中国去。 一位伦敦内地会的新任委员见到戴德生夫妻分离，便对戴德生说：「看到你们分离，我感到像是自己与妻子分离一样难受。 ……然而，如果真是神要我们分离的话，他一定也会使我们像你俩昨天分别时般平静。」
珍妮到达上海后，便与两位年轻的女传道一起赶赴正闹饥荒的山西，陪行的有英国语言学家鲍康宁。 她们是第一批深入中国内地的外国妇女。 抵步后，珍妮展开救助孤儿的工作。 在回到上海时，工作则由一队内地会人员继续下去。
戴德生感到孤寂时，就把十七岁的赫拔带到他的书房或卧房，跟他倾谈。 后来，他又偕同三岁的安纳到住在巴纳（Barnet）的岳父母家里，让安纳的百日咳得以调理。 戴德生回忆当时的生活，说：「孩子生活得极快活。 我很爱那里的宁静和干草堆。 晚上，看着孩子睡觉；早晨，跟他一起祷告，帮他穿衣服。 这孩子乖巧地依偎着我。」
珍妮离开后，戴德生便致力重组布迦先生辞职后英国的内地会工作。 他探访伦敦内地会委员会的各个成员。 整年下来，许多问题日益严重。 苏乔治因工作压力太大而辞职。 委员会建议由戴德生的妹夫海恩波及苏威廉共同担任副总干事之职。 戴德生认为这提议不太恰当，因为苏威廉并没有专心于神的工作上；而妹夫海恩波的办事效率不大理想，而且不善于精打细算。 此外，《中国忆兆》仍未找到合适的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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