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戴德生乘船回国。 船到达也门的亚丁（Aden）时，他就得悉那个祷告也蒙应允了２月2日，在培兰路负责内地会内务工作的海恩波，收到一笔为中国事工而奉献的三千镑捐款！

戴德生夫妇已分别了十七个月。 1883年的复活节，珍妮急不可待地赶到巴黎迎接她的丈夫。 在春景满园的巴黎里，戴德生记述说：「我们并肩坐在马车里。 尽管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是紧握着她的手，静默良久，因为心中那深深的喜乐是难以言喻的。」

在英国，戴德生发现内地会的工作现颇受人关注。 部分原因是由于海恩波善于建立公共关系；而内地会事工的成就，也是美好的见证——英勇的开荒工人，包括女传教士，如今已差不多遍布中国内地各个省份里。 很明显地，他们都信靠神，不倚赖金钱。 麦卡悌曾经徒步横过中国，东从武汉出发，西至缅甸为终点。 范约翰和苏亨利则走相反的路，徒步从缅甸到达武汉，然后又步行至上海在八十六天内行完一千九百里，成为第一对自西向东横贯中国的外国人。

他们令人敬佩的长途跋涉，标志着内地会对中国展开的普查。 随着日子的过去，内地会传教士有系统地探访了中国每个重要的城镇，同时收集和记录将来事工发展所必需的资料。 一路上，他们分发圣经和音单张，并随时向聚集的听众传讲福音。

戴德生收到英国各地寄来的邀请信，请他报告内地会的情况及其成员开荒传教的经过。 从这时候开始，戴德生的名字在英国已是家喻户晓了。

一个小孩写信给他说：

「如果你现在还活着，我想把所有储蓄用来帮助中国的孩子去爱耶稣。」

有一位在南安普敦的信徒卫伯科（Canon　Wilberforce）写信给他说：「有六十人在我家聚会，是否可以请你惠临，为我们主领一次查经聚会……晚上也请你留宿一宵。 请你为主的名准允所请是荷！」

司布真也写信给他：「请你来我们教会证道。」

布迦先生则从法国南部写信给他，信内附了一张五百镑的支票，说：「我的心依然专注在荣耀的事工上。 我由衷地愿意与你们同心，为增添七十名工人祷告。 但希望不只是七十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