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6月，一个炎热的傍晚，告罗斯特（Gloucester）一间教室里，有十二位年轻人围集在戴德生旁边。 他就开始概括地告诉他们自己学医的经过，以及他到中国之前的各样准备。 后来其中一位记述说：「那时我感到，我至今似乎还没有为基督撇下什么，至今也还没有学过怎样信靠主。 ……我极之感动，甚至叫戴德生先生不要再说下去，因为我的心都碎了。」 这十二个人中，有三个决定前往中国。

筹办聚会人的妻子，因为职责所在，也来听戴德生的见证，她以为这一定是沉闷的聚会，后来她这样记载：「戴德生先生开始讲话时，我的心就感到平静安详，一个从神而来的新启示临到，满足人的需要。 我里面的活泉开启了……我也开始对奉献的真谛领会一点，当我开始把自己降服在神面前时，新的希望、亮光和喜乐便进到我的生命之中。」

从戴德生的分享里，大家都注意到他不但从来不暗示要求资助，而且很喜欢表扬其他宣教差会的长处。 在沙里土伯里（Salisbury）的一个聚会上，杜维德（Thwaites）牧师发现戴德生的讲道有一个特色，就是结合了谦卑和能力，使他留下极深的印象。 戴德生说：「圣灵的能力很大，甚至令人敬畏。」 这次聚会以感恩会作结束。 在感恩会上，尽管没有提到内地会，却有很多人愿意为中国事工献身；尽管没有募捐，却有许多人慷慨解囊，「拿出珠宝、手表、项链和戒指等贵重物品」。

戴德生除了应付频繁紧密的讲道聚会外，也忙于写信。 在1883年至1884年间的十个月内，他至少处理了两千八百封信。 他有两本笔记簿，上面列明何时收信、何时回信，以及信的内容提要。 有些不重要的信件便不会记录下来。 他后来聘任一位私人秘书，但他很快感到工作不胜负荷了。

中国内地会的行政管理问题，也急需他去关顾。 所以戴德生全心全意地为此祷告，同时跟伦敦委员会的成员讨论可行的方案。 终于在1883年8月，他给内地会每个成员发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建议中国内地会的组织，应该像英国一样。 在英国，布伦敦委员会协助监督，所以在中国也应成立一个委员会，辅助那位监督或将来继任他作监督。 中国内地会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各地区的监督，他们得到地区教士组成的理事会协助工作。 戴德生认为这样的组织可使当地的事情得以及时处理，也能使他和地区里有经验的传教士可定期接触和联络；并确保更有效地督导和扩展福音事工。 在信的结尾他这样说：「对于这个建议，你们有何感受和回应？ 你们觉得这意见能否接纳？ 我很希望知道大家意下如何。」

1883年，又有二十位新传教士前往中国。 1884年赴华的新传教士人数是四十六名。 为差遣七十人所作的祷告，不但蒙允，而且超过所求的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