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位母亲后来回心转意，写信给戴德生，告诉他不想成为一个好儿子的「坏母亲」。
七杰之中，除了何斯德外，都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 一位报刊（TheRecord）的记者报道了中国内地会为何能吸引这批杰出人士，愿意放弃一切。 他说：「这宣教计划表现出毫不妥协的属灵精神和超越世俗的原则，得到一群真正奉献一切在主脚前的人回应。」
此外，还有一连串为剑桥七杰安排的送别会，其中一次是在伦敦举行，人数众多，使中国内地会的名声也响起来了。 当时他们崇高的地位，与扬州暴乱后一落千丈的情况，真有天壤之别。
七杰于1885年2月5日离开伦敦，在3月18日到达上海。 有一位酷肖中国人的绅士前来迎接，他们当时还认不出他就是戴德生里！ 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努力学好中文；不久，他们就要穿上中国服饰，往内陆进发。 他们慢慢沿汉江而上，要往位于陕西省西南隅的汉中去。
施达德和宝耀庭兄弟都觉得学习中文是十分困难和沉闷。 所以，他们求神赐给他们说中国话的恩赐。 他们到达汉中以后，也鼓励两位年轻的女宣教士跟他们一起祈求。 戴德生并不同意这样做，他写道：「撒但十分狡猾，会用尽方法使中国人无法认识福音。 他对这批新来的传教士说：「即使我一挥手，就可以使你们脑子里载满中文，我也不会这样做。」 结果，他们跟随一位中国学者学习，并且观察和聆听其他资深传教士的一言一行，慢慢的除了学习中文外，也学习他们在工作上的智慧。
1885年底，戴德生希望回英国一行，因为有很多事务等着他处理。 不过，他先要尽快成立中国内地会的委员会，委任各区的监督和一位副主任。 他还要设立一些学习中文的训练中心。 他更加希望看见福音工作在内地的成果，特别是在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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