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补充说：「我确信他是一个好人。」

跟戴德生略为交谈后，邵约翰太太静静对她的丈夫说：「看看他脸上的光彩。」

邵约翰同意他太太的观察，并思想其中原因，「他经常仰望神，他与神的沟通是那么深入，使他脸上也似乎泛出神的荣光。 他来到这里不过数小时，我初次见他时，十分失望，但现已转为极度的敬仰和爱戴。 我认识到神的恩典所作成的事，是我从不知道的……他在我家做客，表现极为温文有礼，又有体恤和恩慈。 他很快便适应我们家中的习惯，准时用膳，尽量少麻烦别人，而且敏锐地察觉到别人为他作的每件事情，并一一道谢。 我们也发现他从不高举自己，处处表现出真正的谦卑。」

由上海传教士联合大会发出招募一千位传教士的消息，邵约翰夫妇也听到了。 他们便与戴德生商量他们应作何回应。 虽然他们感到戴德生也体会他们的回应是出于神的感动，但他们亦庄意到，戴德生仍很慎重地把他们在中国可能面对的境况，跟他们交代清楚。 他告诉他们中国的天气、艰苦的生活、医疗服务的缺乏、跟孩子分离的苦痛。 ……他喜欢在邵家的花园漫步，并对邵约翰大大说：「在中国，你不会有这样的花园。」

邵约翰终于成为中国内地会驻澳洲和纽西兰办事处的监督。

1890年11月底，戴德生带领首批澳洲的中国内地会传教士，一同到中国去。 他们是四男八女。 在圣诞节前不久，他们抵达上海。 戴德生发现最使他喜悦的事，是在欢迎的人群之中，有和他分离已久的珍妮，她在九年之后，终于重回中国。 亲友和培兰路的同工为她安排一切，分担她的家务，使她可以抽身往中国去。 自始以后，戴德生和珍妮再不用尝受长久分离之苦。

1891年1月至4月之间，从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澳洲，共有七队人到达上海，澳洲的一队包括了邵约翰在内，使中国内地会增加了七十八名传教士。 到了二月，认北欧来的两队人也先后在同一周内到达，他们是五十位北美瑞挪会（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的成员，这个差会后来成为中国内地会的附属组织。 这些北欧人喜爱音乐和歌唱。 他们用带来的结他，教导住在吴淞路的各个同工学唱很多瑞典圣诗。 这些生力军都是那一千名新传教士的部分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