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差会面对的不仅是制度问题。 1892年也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1887年，就是发动招募一百位传教士的那一年，中国内地会收到三万镑捐款，1888年的奉献则接近三万三千镑；1889年有近四万九千镑；1890年约有三万镑；1891年的献金刚超过三万六千镑。 但在1892年，每月的收入只有两千镑左右。 捐献的降低，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差会管理出现问题，以及长期为制度争持不下，以致谣言四起。

1892年7月3日，戴德生从苏格兰回来，发觉九月份的奉献数字特别低，通常他们在每月发给上海的电报里，报告了每月的拨款，现在却仍未发出。 司库费查理正等待与戴德生商讨应付之策。

「我想我们应多等候一天，才发电报到上海，」戴德生说：「目前，我们应把平常的事务放下，来到神面前，为经费祈求。」

「但我们不能把祈祷后收到的奉献，加入九月份的拨款中。 费查理提醒他，经费通常是按月寄发的。

他们二人同意把九月的奉献数字发电报给上海知道。 在中午时，培兰路的同工特别为着这几个月来不理想的奉献收入和经济危机，一起祷告。

到了下午，有一封信寄到培兰路，内中有一张五百镑的支票，并指明是要「立即转往中国」的。

当时，内地会的中国委员会正举行秋季会议，他们收到第一封电报，提到九月份很少奉献。 委员会成员便一同为神过去曾解救他们脱离危机而感谢神，并祈求更多的奉献会接着寄来。 果然，二十四小时后，他们接到那五百镑奉献的消息，范约翰也宣布他收到另外五百镑的奉献。 会议记录这样记着说：「各委员一同起立，颂唱赞美诗。」

1893年1月，霍亨利从加拿大来到伦敦，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不仅使差会的制度问题的争论得以调停，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他们选举了一位商人史洛恩（Sloan）为差会干事，负责伦敦办事处的日常工作，并参与委员会，使总干事海恩波有更多时间参与反鸦片运动，以及公关工作。 到了三月，那个几乎使差会陷于分裂的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大家同意伦敦、中国和北美的委员会只有给各区监督提出建议，而无执行的权力。 引起争议的《协议书》则分成数段，分别用来指示不同等级的传教士。 霍亨利被选为北美办事处的内务主任，范约翰则被接纳为内地会的副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