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知道自己日渐衰老，就想把内地会的组织结构巩固起来，使他这样的创办人不能管理时，仍有合适的人来领导。 他选了顾正道（Milliam Cooper）作为中国的助理副总主任。 顾氏三十四岁，在中国工作已有十二年。 他负责处理一切行政上的书信往来。 除了是寄给范约翰和戴德生的信，或者标明「私函」字样的信外，其他皆由他负责。 他外形健硕，有坚强的信念和独立自主的思想；不过，他说话时十分有礼，甚至显得有腼腆。
「不想时常都反对你的意见，」他早年在中国委员会时，有一次这样对戴德生说：「我想最好还是辞职。」
「不要这样，」戴德生回答说：「我珍惜这些反对的意见，这可以使我少犯错误。
自1886年5月起，包兰顿（James Broumton）出任差会的司库和统计员。 「每一件事情都要清清楚楚，不能有错，」他说：「戴德生先生对于细节特别留意。」
吴淞路的大楼启用后，包兰顿加入了上海总部同工的行列，献身做会计和统计的工作达十一年之久，得到戴德生高度的赞誉。 费查理十七年来做宣教士和行政人员，之后，他也迁到上海。 范约翰、顾正道、费查理、包兰顿四人成立了一个常务委员会，当中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分散各省时，就由他们代替委员会。
自1886年，「剑桥七杰」之一的盖士利在四川开展宣教工作。 在1895年凯锡克培灵会（Keswick Convention）中一个星期六举行的宣教会议上，主席宣布盖士利将被委任为中国西部的会督。 英行教会将会负担他的薪金，把他看做是他们的传教士；但他仍然继续其在中国内地会的工作。 盖士利于1895年10月18日在伦敦正式接受按立。 「我认为这样对中国有好处，」戴德生评论说：「盖士利无论在灵性方面或是工作成就方面，都成绩斐然。」
1896年5月，戴德生和珍妮返回英国。 当时，范约翰也想留在英国，因为戴德生有信心相信顾正道可以承担在中国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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