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第十次到中国，在上海住了几个月，由于另一次病痛发作，所以只好留在屋内。 有一次他出外探访皮尔逊博士（DrA． T． Pierson），他是美国人，是位圣经教师，亦是一位作者和诗歌作家，他当时也罹患重病。 「啊！ 真不知道主要用多大的痛苦，使我们倒空自己，认识到没有我们，他的工作仍可成就。」 戴德生在四月时，从上海写了一封信给皮尔逊。 在这段期间，他也找机会和差会中超过二百位传教士交谈。
1898年11月，戴德生的病稍为好转，可以和珍妮一起往重庆去，那里有中国内地会在四川的第一间布道所，建于1877年。 他们是要参加华西传教士会议。 这次旅程走了数百里，沿着长江溯流而上，开始时他们乘搭汽轮，后来改乘较原始的船只，在冬天的急流中，向前航进。
他们途经汉口，听到澳洲宣教士傅朗明（William Fleming）殉道的噩耗，他是中国内地会第一位殉道者。 博朗明死于西南部的贵州，同时遇难的有一位归主的黑苗族人潘守山，潘氏既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助手。 「这消息真使人忧伤，」戴德生写信给范约翰说：「为道者是蒙福的，但对于我们，对于中国，对于他们的朋友，却是悲伤的事。 不仅悲伤，也是一个预兆。 似乎神要用另一种试炼来考验我们，所以我们确要重新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无疑透过更深刻的苦难，会带来更满溢的福杯。 我们要紧靠大能的主，从他得着力量……这些试验不会拦阻事工，反而使事工更加深入和拓展。」 这些真是先见之言。
这次宣教会议让戴德生有机会与盖士利，并中国内地会在四川的其他宗教领袖交谈。 但却要放弃探访西部别的布道所，一方面是由于那些地区爆发暴乱，而另一方面也由于年届六十六岁的戴德生心脏病发，几乎丧命。 珍妮日夜照顾他，信靠神必会使他康复。 她独自在一个房间中，跪在神面前安静祷告。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