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死于中国，距今已有八十五年了，由他一手创立的中国内地会一，也有一百二十五年历史。 《戴德生——挚爱中华》的出版。 正适逢中国内地会的周年纪念。 内地会承接戴德生的热诚，要把靠主得救的福音传遍中国。 戴德生所持的宗旨，也一直成为内地会的特色：倚靠神的信实；把福音带给从未听过的人，并与他们认同；教导信徒及训练他们的领袖。
戴德生离世后，「中国的属灵需要和呼求」，成为不断地挑战，在西方国家里深深震撼一些热心事主的年轻人。 他们熟知爱主的代价。 耶鲁大学的布顿（Borden）为了对抗回教在中国西北部的扩展，不惜远赴内地，但仍未踏足神州，已客死埃及了。 与此同时，身兼工程师和音乐家的费沙（J． OFraser），为着在中国西南边境的黎族当中推展福音，不断祷告，为当地教会的增长奠下基石。 1934年，年轻的史丹（Johnand Betty Stam）夫妇在毛泽东长征初期，壮烈殉道，揭开中国教会日后在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受火般试炼的壮烈序幕。
中国教会的增长和发展，真叫人惊叹。 1900年，中国共有十万名信徒，短短五十年间，人数竟有七倍增长（总数超过七十万人）。 伟大的属灵领袖如宋尚节、王明道、杨绍唐，倪柝声和计志文纷纷冒起。 学生起来参与福音事工，中国人民也组织自己的宣教队伍。 日本侵华及二次大战期间，很多传教士都遭受打击，中国内地会的总部也被迫暂时由上海迁往远离长江的重庆。 烟台学校的所有师生，也全送进集中营里。 老师却引领我们高唱：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诗四十六1、7）
与父母分隔五年，我们更加领受神是可信的。 然而更大的考验尚未来临。 四十年代末期，共军大举南下，并取得节节胜利。 正如汤菲莉（Phyllis Thompson）在她所著的《不愿撤退的中国》（China：The Reluctant Exodus）中，悲痛地描写道：1949年至1952年间，内地会每位成员均被迫离开中国，正如八十六年前戴德生在伯莱墩（Brighton）海滩一样，中国内地会各领袖聚集在英国的邦茂夫（Boumemonth），一起恳求神的引领。 他们顺服神的旨意，以无比的信心，再次作出重大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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